李原
碧空如洗，一架波音737客机稳稳降落在福建泉州市晋江机场上。舱门开处，一位碧眼隆鼻灰发老汉牵着妻子走下舷梯，和特许进入停机坪的一位中国老汉紧紧拥抱在一起。过了一些时候，老外才想起应该介绍自己的妻子，中国老汉赶忙跟她握手；老外动情地对妻子指着中国老汉说：“黄远医生，我的救命恩人！”
这天是1998年11月10日，离开那个你死我活的生死岁月已经47年了。那老外现年67岁，名叫彼得·劳利，家住英国莱斯特郡，是东米兰电力公司的退休工人。中国老汉叫黄远，现年79岁，泉州第一医院的离休医生，作家兼翻译家。两者国籍、职业、爱好、年龄，相差如此之大，何能成为朋友？他们不仅是朋友，而且是生死之交的朋友。十年前彼得单独飞赴中国，寻访黄远，算是第一次握手。这次携妻同行，再次会见黄远，算是第二次握手了。
如烟往事从48年前说起。彼得和黄远作为敌对的两方，分别来到朝鲜战场。
彼得受完10年制义务教育后，没钱上大学，带着游历世界的美梦从军，编入爱尔兰骑兵师，当了三等兵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，这支部队挂上“联合国军”的旗帜，开赴朝鲜给美国大佬当炮灰。当年11月自釜山登陆后，即遭中国人民志愿军痛击，不久在汉城北面被歼灭，彼得还不懂怎么一回事，便糊里糊涂当了俘虏。
由华东各省市200多人临时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华东一团，一入朝就奉命看管俘虏，在鸭绿江边的平安北道昌城郡成立一个战俘营，收容从前线押解来的2000多名美国、英国、土耳其等“联合国军”的战俘。全团仅有的8名医务工作者组成一个卫生所，来自泉州市立医院的黄远是唯一的正式医师。战俘营的翻译基本上是各院校参军的学生兵，只会简单的英语会话。而黄远自小在香港读中学，而后回祖国大陆上大学修医，建国前参军南下，在泉州市立医院当了医师，英语好得不得了，口语笔译都不亚于英国大学生。因此，黄远成了华东一团最重要的军医和翻译。
卫生所开诊第一天，黄远不停歇地看了200多号战俘病员。直至天黑了，病人才散尽。黄远怕有遗漏，用疲惫的声音发出一句英语：“还有病人吗？”
从壁角闪出一名英国战俘，战战兢兢靠近来，轻声嗫嚅道：“大夫，还有一个！”
“怎么不来呢？”
“动不了，病得很重，确实走不动，求您走一趟。”
黄远跟英国战俘走到公路边一排朝鲜民房的战俘营地里。揿亮手电筒，看到一个干瘦与略带秀气的青年蜷缩在地铺角落里，虽属初夏仍在打寒颤，喉头塞着浓痰发喘。一量热度，高烧40℃以上，处于衰竭状态。叩胸听诊，肺部广泛锣音。
黄远心里一怔，这是典型的大叶性肺炎，若听其自然，很难拖到明天早上。救命药唯有青霉素，当时国内不能生产，全靠进口，价同黄金，非重要病人不轻易动用。其时全所仅存针剂10支，还是从上海医院带来的，总部后勤部门还未拨下青霉素。这10支仅够救治一名病人，留供志愿军战友急用。
一个英国人老远跑来朝鲜杀人放火，让他死掉算了，活该！可是他毕竟只有20岁，一个不懂事的男孩，根本不明白来朝鲜干什么的。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能救活的病人死去，这不是当医生的为人道德，一辈子都会感到不安。况且，周围那么多双充满疑虑和不信任的蓝眼睛正盯着我们，这关系到我国我军的救死扶伤政策和声誉。黄远咬一咬牙，救！火速找到所长，请求动用青霉素。所长请示团长，团长在室内踱步三圈，思虑再三，终于从紧闭的双唇中吐出4个字：“救活他吧！”
黄远亲自打针。皮试后注射第一针，彼得翌晨脱离了梦呓状态。打了第二针，外加一支葡萄糖静脉注射，下午重复一次。此后一日两针，直到10支青霉素用罄。彼得好得利索，又是一个爱说爱笑的大男孩了。
就在彼得起死回生之际，大洋彼岸正闹得不可开交。爱尔兰骑兵师覆灭、彼得失踪后，英国政府自然认定彼得必死无疑，遂向彼得的母亲发送《阵亡通知书》。与此同时，英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《工人日报》（现名《晨星报》），根据该报驻北京记者提供的材料，公布了志愿军收容的英国战俘名单，彼得大名赫然在上。一死一活，何其蹊跷？家属们找英国政府澄清，彼得老母忿然登报指控，全国哗然。英国政府恼羞成怒，与反共势力群起攻击《工人日报》，终以“造谣”罪名勒令停刊。
英国媒介为彼得死活闹得沸沸场扬，一个由志愿军后勤部组成的调查组也来到华东一团的战俘营。
一天下午，黄远从诊室被紧急传呼到团部。他一跨进屋子，便见十多位陌生军官肃然而立，齐刷刷盯着他看，团长劈头便问：“那打针的俘虏怎么样了？”黄远愕然答道：“不是好好的嘛，痊愈快半个月了！”那些陌生军官一个个松弛下来，露出宽慰的表情。
团长下令：“你必须保证他活着！”黄远诧异不已，直到调查组讲清《工人日报》事件后，才回过神来。
团长说：“彼得的生死关乎《工人日报》的命运，我们必须支持英国兄弟党，揭穿反共势力的谎言！”黄远点头称是，立即带了调查组到英国战俘营地，叫出彼得等一批被他救活的病员，站在陋屋前合影。调查组摄影师为保险起见，连拍了几张。
不多久，这幅合影照传到英国，英共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向法院起诉，迫使政府撤消禁令，《工人日报》宣告复刊。这就是国际上轰动一时的“彼得救活一家报馆”事件。
为了保证彼得的安全，黄远建议让彼得搬来与自己同吃同住。团部向战俘宣布，调彼得到伙房帮工。从此彼得入住诊所，与黄医生共同生活。两人名义上是“敌我关系”，黄远是彼得的监管人，且黄比彼得年长12岁，学识相差甚远，但他们又有共通英语、同是基督教友的共同点。黄远虽已娶妻生子，却童心不泯，语言诙谐，几个玩笑就拉近了与彼得的距离，不上半个月就释除了彼得对黄医官的畏惧感，一个月后已是亲如兄弟，彼此间无话不说了。
圣诞节快到了，彼得天天掏出女友的照片，默默念叨：“芙妮达，芙妮达！”晚上，彼得对黄远伤感地说：“再过几天圣诞节，莱斯特乡间唯独缺少我一个。我惟一的愿望是快快遣返，与家人团聚，与女友成婚。”
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黄远到管理处和伙房搜集来鸡蛋、面粉和糖。彼得极聪明，用简陋的取暖炉和烧杯，巧妙地制作了一个蛋糕。1951年12月25日，两人吃着战俘营唯一的蛋糕，面对孤灯，促膝长谈到午夜，一起思念亲人，祝愿和平，遥祝远在英、中两国的家人平安。
中国军医和英国战俘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。到1952年，劳累过度的黄远旧病复发，肺结核咯血，于当年11月批准归国治疗，回到福建原工作单位。
黄远很不情愿地与彼得小兄弟分手，彼得强忍眼泪送走救命恩人，惘然若失地搬回战俘营房。1953年7月27日签订“朝鲜停战协定”，彼得与他的英国同伴得以遣返，从日本转道，于当年9月乘轮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。
患难兄弟生别离，喜讯断绝两渺茫。黄远保存着一张起皱的刊载两人合影的《工人日报》，往事扫之不去，心念彼得的安全。为此，他的业余创作冲动不可抑止，在英文《密勒氏评论报》、《中国建设》发表了一批赴朝亲闻实录。后来又在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出版《总有一天》、《阿K经历记》等小说，成了省内小有名气的作家。1957年大难临头，被定为“极右分子”，只发30元生活费。在政治和自然生命毫无保障的日子里，自己小命都顾不了，还有心思去想念彼得吗？更不可能发信去英国寻访了。
黄远1980年平反之日，已过了离休年龄。离休后，他继续耕耘在翻译、授课与写作园地上。
泉州教友办的一家小型陶瓷工艺厂，1981年开始去广州交易会推销产品，因与外商语言障碍，订货甚少。1984年聘黄远为顾问，请他出面到广交会当翻译，订货果然源源而来，救活了一家工厂。会间偶遇英国商人莫农尼，莫对黄的口译能力大为赞叹，一有空就找黄聊天。一来二往成了朋友，黄随便谈起朝鲜战场的故事，称彼得是他在海外的最难忘的朋友。
莫农尼回国后，将“黄远和彼德的故事”贩回英国，同座听罢为之动容。恰好座中有一记者，他拍案惊呼：“这是极好的新闻题材！”待要寻根究底，弄清时间、地点、姓名等新闻要素时，莫农尼却是一问三不知，连黄远的住址都不知道。朋友们都叫：“可惜，可惜！”
莫农尼带着遗憾，1985年秋再次参加广交会。会罢赶到泉州订货，专程访问黄远之家，向黄要了照片、住址和那张《工人日报》的影印本。
1986年4月，莫农尼通过伦敦《人民报》周刊和另一家小报，先后刊出一则寻人启事式的新闻：《中国医生寻找他战时的朋友》，并登了黄远近影。彼得住伦敦的婶婶看到这则报道，立刻打电话去莱斯特通知彼得。彼得打电话找到莫农尼，索得黄远的住址，发函中国泉州，向黄远表达30多年不尽的思念。
5月4日，《人民报》以《医生追寻他所救的敌人》为题，详细报道这桩不平常的往事。5月31日，英国赴朝参战军人团体特邀彼得到伦敦作报告。昔日华东一团战俘营的俘虏们将彼得紧紧围着，各自掏出当年在营地的照片，打听黄医生的下落；大家合影留念，委托彼得寄给医生，致以最热烈的问候。
彼得归国后，回乡与苦苦等了他5年的恋人结了婚，生下两个女儿。他始终是个灰领工人，一直疲于生计。英国人喜旅游，彼得一家却没这个福份。彼得与黄远频频鸿雁传书，立下访华拜望恩人的宏愿。他拼命做工，新汽车不买了，卷烟也戒掉了，5英镑10英镑地积累旅费。
彼得成了中国迷，做的梦也是中国的幻影，他到图书馆借阅介绍中国的有关图书，上书店搜购中国旅游指南和地图。凭借这些，他记住了泉州有一条“中山路”，开元寺有一双石塔。他在超市买到一包印有泉州粮油进出口公司标志的方便面，吃得格外有滋味。
家境并不宽裕的黄远告诉彼得：“中国境内的费用由我负责。”彼得择定1988年中秋节到泉州，向公司请得三星期的假。行前一周，他的母亲不幸病故，一个小外孙又出生了，红白喜事一齐来，也没有推迟行期。
背着笨重摄影工具包加上20个柯达胶卷的彼得走出厦门机场时，黄远早已等候在那里。他们选择一个中国家人相聚的日子——中秋节在泉州黄远家团聚。黄远要送彼得去宾馆过夜时，彼得连连说：“不，不，还是像当年朝鲜住在一起吧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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